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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刑事協商制度的新動態
時間:2019-04-03  作者:施鵬鵬?褚僑  來源: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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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鵬鵬

自上個世紀70年代起,隨著犯罪率的上升,德國開始面臨刑事案件劇增、法庭嚴重堵塞的困境。一線的司法實務人員不堪重負,便在實踐中探索適用刑事協商,以達到簡化訴訟程序、提高訴訟效率的目的。

德國刑事協商制度由來

所謂刑事協商,便是“以認罪交換減刑”,由法院、檢察院和被告人進行私下協調,通過形成合意盡快形成司法判決,以在短時間內了結刑事訴訟,節約司法成本。刑事協商最初不為法律所允許,僅是實務操作的“潛規則”,各方當事人各取所需,彼此之間心照不宣,由司法機關秘密進行。但這種不透明、易受操縱的協商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了諸多負面效應,例如誘發司法腐敗、忽視對被害人的權利保護以及造成“同罪不同判”。德國高層決策者面對這一現象卻無能為力,因為刑事協商的產生是司法現實所需,僅能引導,不能遏制。因此2009年,德國正式出臺《刑事協商法》,將刑事協商制度納入刑事訴訟法典,嘗試將其制度化和規范化。依改革后的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57c條之規定,刑事協商是指在合適的情況下,法院可以依照法定規則與訴訟參與人就后續訴訟程序的進展及結果達成協議。具體而言,如果被告人認罪,則法院可以就后續的訴訟行為和措施,尤其是裁判的結果與被告人進行協商。只要雙方當事人均同意,且未違反禁止性條款,則協商結果便具有法定的效力。鑒于以往司法實踐中的亂象,《刑事協商法》尤其重視合意的自愿性以及透明性,為刑事協商設置了嚴格的告知義務和記錄義務,要求將與協商有關的所有事項告知訴訟參與人并納入庭審記錄。

刑事協商制度仍待完善

刑事協商自誕生以來便在德國一直飽受爭議,因為該制度的價值理念與傳統的刑事訴訟價值觀及其相應的程序設計存在明顯的沖突。

首先,刑事協商的“合意真實觀”對傳統的“實質真實觀”構成嚴峻的挑戰。實質真實是德國刑事訴訟最為核心的價值目標,各司法機關應貫徹職權查明原則以確立最接近真實的案件事實,其目的在于準確實現國家的刑事指控要求,達致實質的罪責原則以避免作出錯誤判決。而刑事協商制度則追求控、辯、審三方達成的合意真實,通過保障協商過程的平等對抗、自主選擇與自愿行為確保合意達成的正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訴訟效率。至于判決是否達致實質真實,則不屬于主要的考慮因素。

其次,刑事協商制度與職權查明原則存在沖突。刑事協商以被告人認罪為前提。但傳統上,被告人的口供應由法官進行自由評價,其證明力并非絕對優先于其他證據。因此,即便被告人認罪,也不能排除法官依職權查明犯罪的義務。但在刑事協商程序中,以提高訴訟效率為目標的制度設計往往會縮減證據調查程序,導致法官職權查明義務無法充分履行。

再次,刑事協商制度與直接、言詞原則存在沖突。形式上,有關協商的事項由審判長在庭審中公布后才能成為判決的依據,但實質上,刑事協商的達成均在庭審之外,與定罪量刑相關的證據與事實并不會在法庭上進行充分的質證,這容易導致庭審流于形式。

最后,刑事協商制度還容易導致被告人自證其罪,尤其是控、辯、審三方的談判地位實際上并不平等。

強調透明與記錄義務的保障作用

面對理論界與實務界對刑事協商的種種質疑,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錘定音”,于2013年3月19日的判決中確認了刑事協商制度的合憲性,但強調了透明與記錄義務的保障作用,希望通過配套機制避免刑事協商制度所可能產生的種種負面影響。此外,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和聯邦最高法院在近年來屢屢對刑事協商程序作出判決,嘗試以判例的形式將刑事協商程序規則具體化,增強其可操作性。透明與記錄義務仍然是多數判例的著力點,總體呈現不斷強化的趨勢。具體而言,透明與記錄義務主要在如下三個方面有所發展:

第一,擴大告知與記錄的范圍,確定以協商為標的的商討過程和內容也應當進行告知與記錄。所謂“商討”,是指刑事司法機關與訴訟參與人之間為促進訴訟程序就訴訟現狀與將來進程進行的司法交談。商討可以作為刑事協商的準備活動進行,但商討的標的不限于刑事協商,且商討結果對于參與各方均無法律約束力。但恰恰是在這種無約束力的商討中會滋生非正式的刑事協商,實踐中可能出現利用此類規定規避刑事協商程序要求的現象。為阻止在商討中出現的非正式協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2015年1月15日的判決中將透明與記錄義務的范圍擴充至以協商為內容的商討。在該案件中,被告人在一審程序中被判有罪。一審庭審時控、辯、審三方曾在休庭期間商討達成協商的可能性,但最終因被告人不同意認罪而未能形成協議。審判長在庭審繼續進行后告知各訴訟參與人:“在合議庭的提議下,辯護人、檢察官與合議庭就達成刑事協商的可能性進行了商討。辯護人和檢察官提出了在被告人認罪情況下預期判處的刑罰。合議庭對此未作任何表示。”除此之外的詳細談話內容并未公布。被告人據此以一審法院違反刑事協商中的告知義務為由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程序上告,但未獲成功。隨后被告人以聯邦最高法院在上告判決中錯誤解釋與適用《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43條第4款第2句的告知義務為由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違憲審查。聯邦憲法法院支持了這一請求,并在判決中對《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43條第4款第2句作出了如下解讀:如果在庭審之外所進行商討的內容可能達成刑事協商,審判長必須在庭審中公布該商討的重要內容并向各訴訟參與人進行告知,即便該協商最終未能達成。所謂“重要內容”包括協商提案以及其他訴訟參與人針對該提案發表的聲明。此外,此類商討的整體內容和過程應當記載于庭審記錄中。

第二,在以緩刑為標的的協商中需告知具體適用的緩刑義務。聯邦最高法院在2018年1月9日的判決中將協商緩刑時的告知義務內容具體化。本案中,控、辯、審三方在原審主審階段進行了刑事協商。關于審判長提出判處自由刑的范圍以及緩刑,控辯雙方均無異議,但就附加的緩刑義務,辯護人提出可以履行金錢給付義務,但不能接受公益勞動義務。審判長對此表示,協商方案只是表明考慮附加金錢給付或公益勞動作為緩刑義務,其不屬于協商的內容。控辯雙方隨后對審判長提出的協商方案表示同意。最終,原審法院對被告人判處一年零三個月的自由刑并緩期執行,附加的緩刑義務是42514.16歐元的金錢給付以及200小時的公益勞動。被告人以法院違反《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57c條關于協商事項的告知義務為由提出程序上告。聯邦最高法院支持了這一上告,理由是在以緩刑為協商標的時,緩刑義務作為對不法行為的補償以及緩期執行刑罰的前提條件,是預期法律后果的必要組成部分,應當在告知義務的范圍內。

第三,法院就不受協商內容約束的前提條件和后果進行告知必須在協商成立之前。聯邦最高法院在2018年11月6日的判決中對法院履行特定告知義務的時間劃定了標準。該案中,在一審主審階段,控、辯、審三方達成刑事協商后,審判長才依照《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57c條第4款、第5款向被告人告知了所有關于協商的事項,包括法院不受協商內容約束的前提條件和后果。被告人遂以一審法院違反相關告知義務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告。聯邦最高法院支持了這一上告,并指出,協商是在訴訟各方就協商內容發表同意聲明時成立,如果法院是在協商成立之后向訴訟參與人告知法院可能不受協商約束的條件和后果,則構成對告知義務的違反。此規則的確立是為了保障協商程序的公平性,最大程度地保護被告人的自主決定權,以及防止違反不強迫自證己罪原則,使被告人在協商達成以前充分了解自己參與的協商的效力范圍。

可以看出,德國刑事協商制度的發展是歐陸職權主義國家在面臨刑事案件劇增、法庭嚴重堵塞時所進行的兩難選擇:一方面,刑事協商是簡化訴訟程序、提高訴訟效率的重要機制,可非常有效地應對因案件劇增及程序正當化進程所帶來的審判壓力;另一方面,刑事協商的大量推行可能嚴重損害實質真實以及正當程序原則,尤其是可能導致審判權旁落,為同罪不同罰以及司法腐敗埋下禍根。這也是為何德國高層決策者在決定將刑事協商制度納入法治軌道的同時,將確立相應的保障機制作為首要任務。而這些保障機制卻在一定程度上又削減了訴訟效率。

改革便是在實質真實與訴訟效率之間進行長時間且艱難的摸索,以尋求最契合的方案。這也是歐陸近年來從宏觀“制度建構型”走向微觀“自然演進型”改革思潮的一大體現。

(作者分別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佟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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